前年雨傘運動後，有巿民認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已無實效，所以改弦易轍，「以武制暴」，企圖用武力實現政治訴求，制止制度上的不義，重建較公義的制度。初二凌晨，他們與警方發生嚴重警民衝突，有人予以譴責，有人寄予同情。上月月底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支持以武制暴的候選人獲得15%投票者支持，似乎說明進取路線已獲得不少巿民支持。為什麼以武制暴愈來愈得到認同？這與公義戰爭理論（
Just War Theory）有關。
公義戰爭的觀念在第五世紀已經發展成熟。它並非任意的戰爭。開戰的一方必須由有認受性的權力組織發起，窮盡所有和平解決的辦法，出於正當的原因（如：抵抗侵略者、制止人道災難）和意圖（如：出於公義，並非報復），有獲勝的把握。戰時，要保障無辜平民，而且武力程度不得逾越敵人。戰後，要致力重建和平社會。但遺憾的是，公義戰爭始終是戰爭。它無可避免地摧殘自己和禍及無辜。更甚的是，人的腦袋並非單純由理性支配，當兩軍交鋒，劍拔弩張之時，武力往往反撲運用武力的人，令發起公義之師的人與他們的敵人趨同。無可否認，無論敵人多麼邪惡，公義戰爭是作惡以成善，這是它為人詬病的地方。例如，奧巴馬於
200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沒有得到普遍認同，因為當時美國參與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得獎前九日還向阿富汗增兵三萬。他獲獎後以公義戰爭理論辯護，但同時承認，無論理由多麼正義，都必然造成人道災難。
與公義戰爭相對的理論是和平主義（Pacifism）。和平主義者認為任何戰爭都是不道德的。他們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抗拒從軍。他們不一定從世界抽離，因為有些和平主義者認為非暴力手段（如：公民抗命、不合作運動）也可以達到公義戰爭的一切效果。初期教會的信徒是和平主義者，他們仿傚耶穌基督，宣揚真理，默默承受傷害。和平主義有不同的體現，例如門諾會信徒全面退出戰事，浸信會馬丁路德金牧師以公民抗命爭取種族平等、貴格會信徒走入戰場作人道救援等。和平主義者也有致命傷。雖然他們努力避免自己成為罪惡源頭，但是他們可能過份高估道德感化和非暴力抵抗的能力。他們追求以善勝惡，但結果可能是縱容罪惡，任由人道災難發生。難怪哲學家羅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反對戰爭，但到了第二世界大戰時，面對強大的納粹德國，他卻支持以戰爭反抗。
迷信暴力，容易被暴力反噬；禁止暴力，卻又容易被暴力吞噬。無論公義戰爭還是和平主義，都要付上沉重代價。在衝突頻仍的香港，教會應當擁護哪一方？西方神學界所提出的公義和平理論（Just
Peace Theory ）有助我們擴闊視野。它提醒我們，教會應當在衝突尚未發生前，積極消弭衝突發生的條件，具體來說是建構權力平衡的制度，推動種族共融、維護人性尊嚴、拉近貧富懸殊、保護生態環境、教育普羅大眾等。倘若衝突發生，任何形式的暴力（肢體、言語、精神等）都不是基督徒的優先選項，因為惡人的不義絕不是義人行惡的藉口。倘若最後必須使用武力才可保護自己和鄰舍，應當保持克制，並且懷著無可奈何的沉重心情去使用，因為戰爭勢必摧殘人性，違反上帝造人的本意，而之所以使用武力，可能是因為自己在過去的和平事業上面有所虧欠。最後，衝突結束後，教會應當致力尋求真相，追求復和，防止下一場衝突發生。教會既由信徒組成，締造和平的使命有賴你我。倘若教會能做得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變，則教會能見證基督，亦不必陷入道德兩難。這個道理，不獨適用於社會，也適用於人際關係之間的紛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