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巴特曾勸勉年輕神學家：「要一手拿著聖經，另一手拿著報紙，閱讀二者，但要用聖經去詮釋報紙。」[1] 他的意思是，傳道者必須閱讀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世界，而前者的地位最為優先，因為傳道者的神聖任務是拿著古舊的聖經去傳達上帝對今日世界的心意，好叫上帝的道闖入今日的世界，叫今日的世界仍然能夠領受上帝的道。這樣看來，雖然聖經正典已經封閉，但是藉著宣講，成文的道持續不斷地向世界啟示上帝。雖然道成肉身是一次就完成，但藉著宣講，基督仍然持續不斷地向世界啟示自己。傳道者必須意識到，宣講本身就是神學工作，是將教義（真），聖經所指導的倫理（善），以及上帝的榮耀（美），按現在的處境，用今人能夠明白的語言彰顯出來。這意味著，傳道者既是聖經的（特殊啟示）神學家，也是世界的（一般啟示）神學家。既然要宣講上帝成文的道，而成文的道成文之時有其語言背景，那麼我們必須掌握一套甚至乎更多的釋經理論和工具。既然要辨析世界的潮流，而潮流有其依附的文化棲息地，我們也得抓住基督信仰對受造世界的視角，甚至人文科學對世界的理解。對於上帝的啟示，傳道者要問，在不同的神學詮釋學風潮裡，我的神學詮釋學是什麼？在不同的釋經步驟和結果中，哪一個詮釋最為可取？針對世界的潮流，傳道者要問，潮流反映人性哪些光輝和晦暗？福音如何肯定和否定其價值？這樣看來，宣講是一件神聖而又艱鉅的任務。
流、教：流，取粵語「流料」之意，意即「軟弱」。教，是指傳道者領受宣講的使命。傳道者的使命是宣揚上帝的啟示，但傳道者同時意識到自己的限制。對傳道者來說，宣講是不可能卻又是必須遵行的任務。從教會歷史來看，宗教改革家高舉聖經的啟示作為信仰至高無上的權威，但經過啟蒙運動的洗禮後，理性與信仰的關係分裂為四：理性與信仰無關，理性與信仰並行不悖，理性的權威在啟示之上，理性的權威在啟示之下。我們是宗教改革的後代，敬虔運動的子孫，大復興運動孫兒，近代福音運動的兒子，我始終認為聖經是我們談論上帝的可靠資源，而聖靈光照的理性是詮釋的必須。後現代主義者相信人的理性建基於信念，理性也有其前設和偏見，不全然可靠。他們認為現代主義者對理性過份天真，但仍認為理性是相對有效和相對可靠的工具，使我們愈來愈靠近真理。我以為，人的理性可以了解許多事物，但當上帝的啟示介入世界，祂既肯定我的理性，也否定我的理性。吊詭地說，每個信徒都擁有全部真理（整個基督），而每個信徒都不可能擁有全部真理（理解所有啟示）。這衍生宣講的靈性：謙卑。認真的傳道者必須是謙卑的，因為他清楚知道，宣講上帝的奧秘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上帝的啟示，他那軟弱不堪的理性，以及連結二者的恩典。傳道者必須有此觸覺，否則就成了孟他努主義者，或者不可知論者。他必須終身不斷祈求上帝的恩助，也要終身聆聽別人對啟示的理解，好讓自己終身不斷修正自己的宣講，因為唯有聆聽才可以揭露自己的無知。傳道者的軟弱與責任，產生神聖的張力。正如路德解釋詩篇119篇所說，「祈禱、默想、掙扎，造就一個神學家」（oratio,
meditatio, tentatio faciunt Theologum.）。
主：「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太21:23）昔日對基督的詰問，原來也是對我們的詰問。傳道者務必留意，宣講的權柄並非來自宣講者的職銜，也不是透過宣講來建立，而是源自啟示的主，或者嚴格來說，這權柄屬於主，不屬於宣講者。我們是軟弱的器皿，無用的僕人。我們不敢狂言說自己的宣講等同上帝的啟示，但也未至於貶抑說自己的宣講無法彰顯上帝。原來，傳道者的工作如同基督在以馬忤斯路上的工作：藉著正確地宣講聖經，正確地施行聖禮，加上聖靈的工作，人可以與上帝相遇，因而產生信仰。由此可見，宣講是上帝的經世活動，因為聖道被正確地宣講和施行，悔改、救贖，以及與基督聯合都可以發生。當我們曉得主的能力在宣講中間彰顯，那麼我們就曉得每一次宣講都是殺死自己的行動，因為宣講逼使我們面見上帝，宣講催逼我們正視危機：聖道殺死我們錯誤的期望，更新我們的視界；聖道殺死我們的老我，更新我們的生命。意識到這種權柄神學的傳道者，才是站在上帝旁邊的忠心使者，而不是假裝或者意圖取代上帝的惡者。
潮是我們要對聖經和世界有所觸覺，流是我們對自己內在的條件有所自覺，教是我們所領受的神聖使命，主則是我們務要宣講的內容。潮流教主——這是主的吩咐！是主的應許！是主得榮耀的方式！
[1] “Barth in Retirement,”
Time, May 31, 1963. http://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896838,00.html (accessed April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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